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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漢國的海外貿易

發布時間:2019-10-08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

摘要: 五代十國時期,劉氏建立南漢政權,定都廣州,統治嶺南地區。南漢時期,實行積極的海外貿易政策,依靠海外貿易積累了龐大的財富,成為五代的富強之國。作為五代時期的地方政權,南漢依然秉持唐代以來的外貿政策,大力發展海外貿易,致力于經濟發展,對

  摘要: 五代十國時期,劉氏建立南漢政權,定都廣州,統治嶺南地區。南漢時期,實行積極的海外貿易政策,依靠海外貿易積累了龐大的財富,成為五代的富強之國。作為五代時期的地方政權,南漢依然秉持唐代以來的外貿政策,大力發展海外貿易,致力于經濟發展,對嶺南經濟的開發具有一定的恢復和發展。南漢的海外貿易,作為唐宋兩朝的中間階段,在中國古代南海海外貿易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南漢國的海外貿易

  關鍵詞: 南漢; 嶺南; 廣州; 海外貿易

  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兵災不斷。南漢劉氏,起家嶺南,經過三代人的積極開拓,遂據有嶺南之地。乾亨元年( 917) ,劉巖稱帝,建立南漢,定都廣州。南漢自乾亨元年( 917) 高祖建國,至北宋開寶四年( 971) 宋滅南漢,歷經四主,凡 54 年,與五代十國相始終。劉氏當國,“府庫充實,邊境無虞”[1]38 ,勢力不斷發展,以至“五十年來,嶺表無事”[2]213 ,保持了政治的穩定,為海外貿易發展營造了積極的環境,使南漢成為五代時期南方的富強之國,而其中海外貿易成為南漢經濟收入的重要支撐。

  關于南漢國海外貿易研究,近年來不斷引起學界重視,也產生了一批成果。其中一些學者的著述中涉及南漢的海外貿易,但并沒有針對性地進行專門研究; ①還有幾篇學位論文研究南漢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成就突出。②李慶新等學者從經濟角度出發,對南漢經濟狀況進行了比較詳細深入的研究,其中海外貿易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③本文僅在有限的史料和考古發現中對南漢國的海外貿易作出分析總結,并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分析,以供參考。

  一、南漢發展海貿的條件

  ( 一) 劉氏家族有經商貿易的傳統,歷代統治者對于貿易態度積極

  史載劉氏先祖“安仁,上蔡人也”[3]809 ,“仕唐為潮州長史”[4]1254 ,“后徙閩中,商賈南海”[3]809 ,“復遷番禺”[5]2 ,遂“因家嶺表”[4]1254 。劉安仁在唐末,從事閩粵跨境貿易,后因商業活動遷居嶺南,安家廣州,成為劉氏奠基嶺南的開端。劉安仁在嶺南的商業活動,使劉氏在嶺南逐漸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以支撐劉氏后人對嶺南的割據與開拓。

  劉安仁死后,其子劉謙“擊賊屢有功。中和三年( 883) 授封州刺史、賀江鎮使,使遏梧、桂以西,因遂徙家封州”[5]2 。因此,劉氏真正起家之地應為封州,由此漸并諸藩,統一嶺南。且劉謙在任時,“愛嗇用度”[1]6 ,珍惜民力,致力于發展生產。

  劉謙子劉隱繼任封州刺史期間,“用法清肅,威望頗振”[5]2 ,漸次平定四方,成為嶺南的最強勢力。天祐二年( 905) ,劉隱“聞梁王朱全忠為元帥,遣使至京賂之,求表薦。全忠乃奏為清海軍節度使”[5]3 ,從此掌握了嶺南實權,控制了嶺南的海外貿易。隨后,劉隱以廣州為基地,“以廣州城隘,鑿禺山益之,名新南城,建雙闕”[5]3 ,耗費巨大心血營造廣州,以廣州控扼嶺表,成為劉氏的根據地。

  劉隱成為清海軍節度使后,坐擁廣州貿易樞紐之地,獲取了大量財富。梁太祖開平元年( 907) ,“五月乙卯,遣使進奇寶、名藥”,“冬十月,奏進助軍錢二十萬,及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香藥諸物”,“十一月,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余副,及香藥、珍巧”[5]3 - 4 等于梁,以結好梁帝,鞏固實力。可見,劉隱統治時期,致力于海貿發展,廣州海外貿易十分繁榮。雄厚的經濟實力足以支撐劉隱對嶺南的鞏固與開發,并以巨額貢物外結梁帝,積蓄力量。

  乾化元年( 911) ,劉隱死后,其弟劉巖繼承劉隱遺志,并推行積極的海外貿易政策。劉巖,“初名巖,更名陟,復名巖,改名龔,終名䶮”[5]5 ,是為南漢的開國君主。繼位之初,劉巖奉行其兄貢奉后梁策略。乾化元年( 911) ,“貢犀象、奇珍、金銀等于梁,值數千萬”[5]6 ,后梁遂以劉巖為“供軍糧料市舶等使”[1]29 。作為南漢名義上的宗主國,后梁的認可成為南漢控制南海海外貿易的權力依據。后梁貞明元年( 915) 梁末帝繼位之初,“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陟( 劉巖) ”[4]1255 ,劉巖完全繼承了其兄劉隱的官爵,取得了控制嶺南的合法權利。

  后梁貞明三年( 917) ,即南漢乾亨元年( 917) ,“( 劉) 巖即皇帝位于番禺……以廣州為興王府”[1]25 - 26 ,直接利用廣州外貿中心的優勢地位,控制海外貿易的發展,以至乾亨年間,“結連淮海,阻塞梯航”[1]29 ,與楊吳分別控制南海及東南沿海外貿樞紐,共同瓜分中國的海外貿易。正是依靠嶺南海外貿易的便利,獲取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有了建國的基礎。

  中宗“襲位,( 李托) 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6]13930 。中宗時期,以內侍李托為押番使。押蕃( 番) 使或稱押蕃( 番) 舶使,唐代設立,是為市舶使所屬官吏。在唐代,對押番使的職責有所規定: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則統于押蕃舶使焉。”[7]3461 押番使則主要管理海外蠻夷、貿易交通等事。唐朝以降,南漢繼承了唐王朝的市舶制度,市舶使、押番使的存在不足為疑。

  后主時期,迎高僧文偃骸骨于宮中時,“許群寮士庶、四海番商入內廷,各得贍禮”[8],后宮并有波斯女供之淫亂,可見后主當國,對待番商及貿易也保持積極的態度。

  對海洋的看重也反映出南漢統治者對待海外貿易的態度。南漢統治者敬畏海洋,并通過封祀以求護佑。高祖劉巖建國當年,即“封儋州昌化山為鎮海廣德王”[5]7 。后主劉鋹于大寶九年( 966) 封“博泉神曰龍母夫人,尊南海神曰昭明帝,廟曰聰正宮”[9]865 ,“其衣飾以龍鳳”[1]75 ,以示敬重。而南漢滅亡當年,宋太祖即于“六月癸酉,遣使祀南海”[6]33 ,遵從南漢祭祀南海的傳統,也表示北宋對于廣州市舶之利的看重與南海對外貿易的重視。南漢歷代統治者皆生活奢侈,揮霍無度,重視海外貿易一方面滿足了其驕奢的統治,另一方面不僅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也使南漢的政權逐漸腐敗,加速了其滅亡的步伐。而劉氏后人以軍旅起家,需要發展商貿來維持軍隊開支和立國的經濟基礎,這也促進了南漢發展海外貿易的現實需求。

  ( 二) 五代時期嶺南政治穩定,經濟基礎良好

  唐代安史之亂后,北方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國政治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大批人力和智力要素流入嶺南地區,他們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了嶺南地區的開發。[10]史料記載: “唐末,南海最后亂,僖宗以后,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3]811 因此,在唐代中后期,嶺南海外貿易依舊十分發達,“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7]3326 。隨著唐王朝逐漸失去對西域的控制,陸上絲綢之路被阻隔,中外交通貿易逐漸轉向沿海地區,而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11]2897 ,中外貿易十分繁榮,其貿易地位依舊保持。

  整個唐 代,廣州一直處于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廣 州“地 當 要 會,俗 號 殷 繁,交 易 之 徒,素 所 奔湊”[7]2862 ,商業氣氛十分濃厚。及至黃巢起義,廣州始遭巨大破壞。“巢以士眾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窠穴,坐邀朝命。”[11]5392 乾符六年( 879) ,黃巢攻克廣州,隨即向唐王朝請封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但唐中央以“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12]6454 相拒絕,可見嶺南經濟繁榮與廣州海外貿易利益之巨。

  黃巢起義軍攻占嶺南,動搖了唐王朝對嶺南的直接控制,使嶺南逐漸陷入混亂割據狀態。尤其是攻克廣州后對于外國商人的打擊,一度中斷了廣州的對外貿易。有史料記載: “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13]96 “從尸羅夫港( 在今波斯灣) 到中國的航運也中斷了”[13]95 ,廣州的對外貿易在黃巢起義的打擊中受到極大摧殘。

  隨著黃巢起義軍的失敗,嶺南政局隨之穩定,唐末嶺南商業貿易也得到一定恢復。及至五代,群雄割據,嶺北戰亂頻繁,而嶺南政治較為穩定,經濟自唐末以來又逐漸發展,在南漢時期達到高峰。

  作為南漢政權的實際奠基者,劉謙及其子劉隱為劉氏安定嶺南居功甚偉。劉謙“撫納流亡,節費養士”,致使“境內肅然”[5]2 ,使嶺南成為五代亂世難得的安寧之地。在經歷先祖的開拓后,劉隱“少英邁,勇略過人,值嶺海間盜起為民患,輒出兵擊敗之,一方皆賴其保障; 又賓禮賢士,唐世謫宦子孫遭亂不得返,及因亂避地來嶺外者,多留為之用焉”[5]4 ,遵從其父的政治策略。劉隱父子營造的穩定的政治環境,吸引了無數中原人士,為嶺南的經濟開發提供了大量人口。南漢的開國君主、高祖劉巖亦“多延中國人士于幕府,出為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9]839 ,保證了政治的安寧,以至“乾亨初數年間,不復衽席金革”[5]63 ,致力于經濟發展。南漢以文人掌地方大權,保障了政治穩定,為南漢經濟的恢復發展和海外貿易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南漢統治后期,隨著內宦勢力膨脹及統治秩序混亂,良好的經濟環境遭到破壞,致使經濟收入不斷減少,以致南漢國庫空虛,入不敷出。南漢滅亡后,以文人掌權亦為北宋所效仿,開啟了兩宋經濟繁榮的歷史。

  ( 三) 造船業發達,船只航海能力強

  造船業是劉氏得以致力于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劉謙任封州刺史期間,“有 兵 萬 人,戰 艦 百 余艘”[3]809 ,其時艦隊已經頗具規模,具有較強的水上作戰與運輸能力。

  南漢的造船也有一定的規制,“懷恩馭下方嚴,臨事精至,每舟成,必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鋹親征”[2]210 。對船只的細心審核與嚴格把關,體現了南漢對造船業的重視。強大的艦隊實力使南漢稱雄南海,南漢設有巨艦指揮使一職,“暨彥赟,家世未詳。乾和中,累官巨艦指揮使”[5]67 。南漢組建的強大艦隊,具有內河及跨海作戰的實力,對南漢的海外貿易提供了保障。

  據史料記載,當時嶺南的造船技術在不斷進步,可能出現一種不用鐵釘的船只,“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桄榔須系縛,以橄欖糖泥之,糖干甚堅,入水如漆也”[14]。這種船只制造簡單,投入成本低,便于大規模建造,迎合了當時南漢發展海外貿易的需要。宋人周去非有言: “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約束而成。于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則漲,舟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15]劉氏統治嶺南時期,用這種船只進行海外貿易的可能性極大。

  二、主要貿易對象與商品

  五代時期,南漢主要控制兩廣地區,東南沿海海外貿易為吳越等政權掌握,因此南漢致力于發展南海貿易成為其首選。作為中外交通貿易上的重要國際航道,自秦漢開始,中國就通過南海與海外諸國產生經貿聯系。[16]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檄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后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及宋、齊,至者有十余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于前代。大唐貞觀以后,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于梁隋焉。”[17]進入五代,這種貿易關系依舊保持。但五代時期,“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為中國利害云”[3]922 。有關南漢海外貿易的史籍記載甚少,從相關史料中只可看到南漢立國之前向中朝所貢物品。今僅從有限的史料記載和考古發現來考諸南漢的海外貿易。

  ( 一) 主要外貿國家

  1. 交趾、占城兩國

  高祖大有三年( 930) ,“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等”[3]813 ,直接通過武力來加強對交趾的控制。攻克交趾后,又“使梁克貞入占城”[5]10 ,以對其施加影響。“占城在西南海中……高祖聞其寶貨充積,至是,遣克貞潛赴掠之。克貞航海至其國,脅以兵威,載寶而還。自是,海外皆懾服。”[5]56 由此確立了南海霸主地位。南漢時期,與交趾、占城兩國交往頻繁,其主要的對外貿易對象也是兩國。這種事實,既有南漢與交趾、占城兩國地理位置相毗鄰的原因,也是兩地區歷史交往的延續,更是雙方出于擴張勢力的需要。

  2. 訶陵國、羅越國

  天祐元年( 904) ,“( 劉) 隱進佛哲國、訶陵國、羅越國所貢香藥”[1]10 于唐。訶陵,一說唐代的東印度,一說爪哇。羅越,馬來半島南部,即今馬來西亞的柔佛州一帶,或者新加坡海峽一帶。[1]19 早在南漢立國之前,已經與嶺南有貿易往來,則南漢立國之后,這種貿易關系也極可能繼續保持。

  3. 大食

  后梁開平四年( 910) “( 劉) 隱貢犀玉及舶上薔薇水”[1]13 于梁。趙汝適《諸蕃志》載: “薔薇水,大食國花露也,五代時蕃使蒲歌散以十五瓶效貢。”[18]更明確的記載則在《新五代史》之《四夷附錄第三·占城》: “( 后周) 顯德五年( 958) ,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3]922 參照兩則史料記載,則《新五代史》所云薔薇水的產地西域應為大食無疑,則此時南漢與大食存在直接或者間接的貿易往來。周世宗顯德五年為公元 958 年,而史載南漢劉隱在后梁開平三年,即公元 908 年已經向梁帝進貢,則早在南漢建國之前,或已經與大食進行商貿聯系。而根據考古發現,在阿拉伯半島東南部阿曼蘇丹國出土了南漢南海官窯產的彩繪瓷盒,[19]則直接證明了南漢與大食存在貿易往來。

  4. 三佛齊

  即佛哲國、室利佛逝,在中國文獻中 904 年后稱三佛齊,自唐朝遣使進貢方物,與中國交往不絕。三佛齊都城為舊港,勢力強盛時占據蘇門答臘島、爪哇和加里曼丹島及馬來半島部分地區,控制中國、印度、阿拉伯地區交通要道。1997 年,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以北 150 公里印坦油田海域所打撈的南漢國沉船,其中發現中國青銅鏡、陶瓷、銀錠、鉛錢等遺物,這是南漢與東南亞進行商貿往來的直接證據。[20]

  ( 二) 主要進出口商品

  1. 進口: 香料、珍寶、玳瑁、犀、象、金銀器等

  根據南漢建國之前,所貢奉中朝主要貢品可看出南漢主要進口商品。劉隱時期,于梁太祖開平元年 ( 907) ,“五月乙卯,遣使進奇寶、名藥”,“冬十月,奏進助軍錢二十萬,及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香藥諸物”,“十一月,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余副,及香藥、珍巧”[5]3 - 4 等。劉巖立國之前,于乾化元年( 911) ,“貢犀象、奇珍、金銀等于梁,值數千萬”[5]6 。

  僅從這幾次貢物便可看出,劉氏所貢珍品包括香料、珍珠、玳瑁、犀角、象牙、金銀器等多達十余種。而“南漢立國,倚南海商利為收入之大宗”[21],這些物品又多以東南亞、南亞、西亞等為常見,也最為有名。結果,“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7]5625 。通過海外貿易,南漢獲取了巨額財富。高祖劉巖于禺山之上建沉香臺,嶺南產香,但是所產遠遠不足,需要大量進口。后主又“于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兩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以石縋索系于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眾”[1]71 ,以彌補珍珠耗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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